当我们讨论女性问题时，二元对立会是唯一终点吗？
8月11日，一篇《祝中国女孩早日拥有穿衣自由》刷爆朋友圈，并在之后几天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声势浩大的讨论。引起大家注意的，除了文章所讨论的“中国女孩到底有没有穿衣自由”，还有观念呈二元对立样式激烈碰撞的评论区。
女性问题讨论中的观念对立总能引起热度，但这真的是媒体工作者应该引导的舆论方向吗？目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大众讨论女性问题时呈两极分化的态势，这是一种好的趋势吗？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获得授权，公开前界面文化记者、媒体工作者傅适野做客全媒派真爱群的讲座实录，来看看她对女性报道的理解，以及社交平台上女性话语的看法。
女性报道是什么？
什么样的报道叫女性报道？在我看来，那些关注女性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和困境、面临的偏见和误解以及权益的缺失和获取的报道，都可以叫做女性报道。
更进一步地说，是能够或多或少地揭示上面这些偏见，或者揭示误解背后作祟的、惯常但却错误的思维方式，以及权益缺失背后结构性不公的报道，都可以叫做女性报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报道可以称为女性报道。
这样来讲，女性报道的面向被拓宽了，它不仅可以是严肃的新闻写作，还可以是其他类型的写作。比如说严肃八卦这个公众号，就一直在提供很好的女性报道。虽然它写的是娱乐八卦，但是背后总是在传递一种性别平等、女性独立的价值观。它通过谈娱乐来讲性别平等，实现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把这个概念再拓展一点来说，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的不平等的本质其实背后是权力关系。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存在权力的上位者和权力的下位者，存在强势者和弱势者，存在主流者和边缘者，存在剥夺者和被剥夺者。所以在理想状态下，新闻媒体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关注那些在权力关系中，弱势的、边缘，非主流的、被剥夺的和被损害的群体，关注这种权力结构的不对等，以及每一种不对等关系下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就是我对于女性报道的一个定义，和对于这个定义的一些拓展和延伸。
做女性报道，有何必要？
过去两年，我在界面文化写过许多和女性有关的文章。比如我写过获得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小说《温柔之歌》。我以这本书为切入点，探讨了中产女性通过金钱购买底层女性劳动力的情况，以及导致这种女性和女性对垒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和父权制幽灵。
我还写过一系列探讨母职的文章，比如我讨论过英国作家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这本书，其中戳破了西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母职神话。还讨论过美国作家薇妮斯蒂·马丁的《我是个妈妈，我需要一个铂金包》，他在这本书里面描绘了纽约上东区的疯狂妈妈。我努力通过一系列文章去探讨女性从怀孕到分娩再到养育孩子会面临的种种问题。
这些文章引发了很多共鸣，但是更多的是争议和不解。我经常会在文章下面看到一些这样的评论：
“生育自主，难道中国女性生育都是被强迫的吗？男女平权本身就是一种西方式的幼稚幻想。”
“给孩子喂奶这么神圣的事情，竟然被这样说，这个文章通篇都是违背了自然之道的负能量。”
“女性为什么要斗争？生孩子不是女性的一种本能吗？”
做文化记者最沮丧的时刻就是，当你花很多工夫去写一篇试图消除误区的文章，结果只发现评论区大部分人陷在误区里面无法自拔。他们带着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甚至都没有耐心多读几段、接受不同的观点，就立刻开始反驳、谩骂和攻击。
但恰恰是看到这些评论以后，我更加意识到了女性报道的必要性。在女性话题方面有太多误区需要去消除，有太多偏见亟待打破，而让这样的讨论进入到公共领域，是我们文化记者需要做的第一步。
但是说引发讨论，总比没有讨论好，招来一些攻击，也比一篇文章写出之后，石沉大海、悄无声息要好。在界面文化工作的几年中，我发现，虽然女性话题的文章引发了很多口水战，但是也确实使我们找到了很多同行者。当同行者越来越多，我们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大，女性的诉求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女性安全问题与媒体职责
女性安全的问题可以分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女性私密空间中的安全问题，比如家庭暴力问题。网络上曾有许多流传很广的家庭暴力视频。这类问题其实藏在暗处，难以被发现，也难以被干预。但是它确实是威胁女性身心健康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公众和媒体很容易走入的误区。他们会质问长期遭受暴力的女性，为何迟迟无法下定决心离开施暴者，也会轻易责备受暴者软弱、失败、意志不够坚定。但这种评价往往轻率和不负责任，很容易对女性造成二次伤害。对于身处这种关系中的女性来说，抽身或告别都需要无比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作为拥有话语权的媒体，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二次伤害的发生。
第二部分是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安全问题，包括之前在大连街头发生的打人事件、滴滴司机杀人的事件以及南昌红谷滩随机杀人事件，都属于公共空间中的女性安全问题。每当类似这种事件发生，媒体和公众都很容易将结构性的问题转嫁到女生身上，以保护之名对女性加以指责。最常见的论调有：
女性不要在公共场合穿着暴露，否则很容易招来咸猪手。
女性深夜不要单独打车，或者深夜不要单独出门，不要出现在公共空间内，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危险。
两个论调的逻辑类似，就是把目前公共空间中对于女性不友好的因素转嫁到女性自身上来。但是，如果我们的公共空间不能做到对女性足够友好，不能让女性不管在任何时段都可以放心地身处其中，我们首先应该想的不应该是让女性回到私密空间中去躲避，而是应该反思一个社会的公共设施是否齐全，公共服务是否到位，公共治安是否能够正常运行，而不是把这些公共安全上的缺陷视作理所当然。指责性论调会导致的结果是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长期以来这种把结构性的问题转移到女性自我身上，教导她们自我保护的论点，不仅不利于整个社会女性友好环境的形成，而且会不断削弱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生存权利。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女性话语
现在社交媒体平台对于女权的态度两极分化。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出来宣扬女权，并且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其实在几年前是不太能想象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女权又被猛烈抨击，像“中华田园女权”这样的词汇经常能被看到。在我看来，社交媒体上对于女权的不友好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说明女性议题终于走进了公共视线——几年前，它还充其量是一小部分人的自嗨和狂欢。接下来媒体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初步的争论深入下去，然后更加努力地去纠正错误观念背后的偏见。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国内的话语场里，女性问题仍然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女权主义者们宣扬女性独立，要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另外一方面，ayawawa这种主张通过依附和顺从男性以达到自我实现的言论仍然很流行。这也是为什么“田园女权”这种词汇会开始流行的原因。女权主义最常被攻击的点就是“表现上想积极争取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就只想获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而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言论并不是完全错误，因为从ayawawa身上可以看到，一些女性的想法确实如此。
作为媒体，我们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真正独立，有能力真正跳出现有的游戏规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而且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但是值得为之去奋斗。
界面文化前段时间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当声讨田园女权成为潮流：反女权话语背后的男性焦虑》。文章里作者指出，当下的反女权话语背后，其实是男性优越与团结被侵蚀的一种忧虑。弱势男性在这种话语里面是主力军。他们会抱怨女性占有太多好处，占据了男性本应该占有的资源、地位和金钱。他们也认为女性变得越来越势利，在择偶的时候开出更高的价钱，成为了选择成功的男性、并对弱势男性不屑一顾的“拜金女”。这种想法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女性权利的扩张让很多男性受到了威胁和压迫，他们应得的资源被剥夺，而女性作为他们眼中的一种资源，也越来越难以获取。
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在社交网络上对于女权反应最激烈的就是作者所谓的“弱势男性”。他们一边说女性只想要权利，而不承担义务，但另外一边，又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强势男性，坐拥一个温柔可爱、小鸟依人的女性。
需要强调的是，弱势男性和女性一样，都是受害者，问题本质是结构性不公平。虽然在反女权的话语里面，针锋相对的似乎是男性与女性，但是本质指向的是男性和更高阶层男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弱势男性由于自身社会地位、权利、金钱，以及各方面资源的缺失，将对高阶层男性的不满转嫁到了比他们更为弱势的女性群体上，形成了一种弱者对更弱者的攻击。
就像男性要做的并非是攻击女性一样，我们要做的也并非是攻击这些男性。让舆论演变成一种弱者和弱者之间的攻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不是媒体想要倡导的。媒体应该更多关注结构性的不公与资源配置的不均。
现在社交媒体和公共领域对女权问题的很多讨论，太轻易会演变成为立场和情感先行的攻击。如果说媒体在其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可能是透过这些攻击和谩骂看到背后的结构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女性主义倡导的绝对不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女性报道的目的也绝对不是激发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厌恶。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好的报道应该传递更为微妙的人的处境，不管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另一方面，也应该更能够体现更加宏观的结构性的力量对于人的塑造和形成。
在我工作的几年里，改变正在肉眼可见地发生。虽然我谈到的话题和观点可能比较沉重，但是不必要产生消极情绪，因为我想表达的是，好的女性报道其实是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可以把性别平等的观点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还是要乐观一点。
（注：讲座分享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